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夫妻10年收900万个塑料瓶 供儿子出国留学

老朱说,刮掉塑料瓶的包装纸,按颜色分好类,价钱卖得起一些。 花花绿绿的塑料瓶,垒成了一座小山,像一条待倾的垂瀑。“小山”旁,54岁的朱家谷正绽放一朵厚实的笑。再过几天,他在成都和东莞工作的两个儿子就回家了。一家人将在这个他苦心经营10年的“垃圾工厂”过年。老朱一天要收300来斤塑料瓶,一斤约30个;一年大概要收20万吨塑料瓶 ,还有其他塑料品20多吨。每天约9000个塑料瓶,老朱的爱人刘建英得用手刮掉包装纸,按颜色分类。来衡阳打拼的江西人老朱,十年里靠着这个小小垃圾回收站,夫妻俩供两个儿子上大学。老朱看过一本书《宋氏家族》,宋氏一门因为知识才干满门荣耀的故事,极大地触动了他。“我有一个梦想,让小孩多读点书,跳出山沟,有出息。”如今,他们的大儿子已博士毕业,曾留学德国。

1月20日,本报记者赴衡阳,造访老朱夫妻,触摸他们的朴实梦想。

“十年回收了差不多900万个塑料瓶”穿过衡阳电厂的老大院,拐过一段泥土坡,有一座废旧的老厂房。这是老朱的“工厂”,他已在这里奋斗了10年。1月初,老朱南下广东,将约8吨废塑料卖给塑料材料生产厂家。这是他半年一次的“例行公事”。54岁的老朱是江西吉安人,1995年来到衡阳打拼。2004年初,他租下这栋废厂房,成立了一家废旧塑料回收加工厂。先从大街小巷回收废塑料,然后分类、清洗、装包,再卖掉。在衡阳本地,老朱也会卖掉一部分,但更多的塑料由他亲自押往广东“直销”。“ 在衡阳卖,得先卖给一个老板,再转卖出去,被赚走了过桥价。”老朱盘算着:“卖到广东7800元一吨,比在衡阳多卖一千多元。”尽管临近过年,只要不下雨,老朱每天都要走街串巷收垃圾。他的电话号码早已被“公示”,一个电话响起,老朱就发动电动三轮车上门收货。电动三轮是这两年更新的设备,此前他每天踩着人力三轮车来来往往,有时驮着好几百斤。老朱还在衡阳五一路上设了个回收站点,附近店家和市民会将可回收的垃圾送来。54岁的刘建英是朱家谷的爱人。作为“留守军团”,她每天得坐在小板凳上奋战10个小时,将约9000个塑料瓶刮掉包装纸,并按颜色分类。“这样价钱卖得起一些”,老朱告诉记者。分类过后,还得清洗干净,再装包。刘建英的双手布满老茧,一道道口子裂开。最让她难受的,还是长年累月的“板凳时光”,让她的肚子鼓胀。老朱告诉记者:“十年回收了差不多900万个塑料瓶,每年还有其他塑料品20多吨。”只有拼命读书,才能跳出山沟900万个塑料瓶的背后,有一个简单的心愿:送两个儿子读书。老朱认为,只有拼命读书,才能跳出山沟。“为了培养小孩,什么都不怕。让他们多读点书,有知识有出息,对国家也有利。”培养一个人不容易,农村父母尤其如此。老朱对自己的期许是:“做父母亲的,就要辛苦点,前人辛苦, 后人享福。”2006年,在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读大三的小儿子忽然不想上学、想去做生意发财。老朱着急上火,苦口婆心地劝说:“发财的时候还没有到,多读一些书,今后才能发财。真正发财的人,背后是有背景的。离开背景,要发财,起码得有本事。先上学,先吃苦,从打工者到老板,从士兵到将军。”年轻气盛的小儿子并没听他的话,而是相信“少年出英雄”,辍学做起手机生意。两年之后,曾经意气风发的小儿子终于后悔“当时没有听爸爸的话”。现在,老朱的小儿子在东莞一家工厂搞雕刻。让老朱高兴的是,大儿子朱轼(化名)已从四川电子科技大学博士毕业,现在成都做通讯研究开发工作,还曾到德国留学一年。除了给儿子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,没上过大学的朱家谷觉得要让儿子朱轼更有出息,得请有能力有远见的人给他做人生指引。他花费很大力气,终于找到了一位离家几十年、已成为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的老乡朱徽,并成功说服朱徽给自己的儿子指点与参谋。在吉安老家,朱家谷所在的村里,“姓朱的人有几百,从解放前到现在,高中生都没出几个。我想为朱家培养一个人才。”每年清明,朱家谷都要回乡扫墓。有时,在父母坟前他一边放鞭炮,一边流眼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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